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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算历史上三到五年有稳定收入的收费权,未来是不是能保证,都很难说的。
从十一五开始,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其中力度最大的一项工作就是推进节能减排。为了更有效地推动转型升级,新一届政府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促进转型升级。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较大,人们担心为了稳增长经济发展方式会不会又回到过去的老路上,转型升级的步伐会不会减缓?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除了节能减排,人们注意到,新一届政府更加注重食品药品安全,着力推动安全发展,在处理公共突发事件的同时助推经济转型升级。十一五期间,我国单位GDP能耗五年累计下降19.2%,从国际对比来看,任何国家都没出现过能耗水平在短时间内能下降如此之快。经济转型首先要做的是体制机制转型。我们现有的体制基本上是为实现规模和速度扩张服务的,但在转型的时候,特别是以创新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现行的体制机制反而形成了约束。
在抓安全生产、环境安全过程中,把促进清洁生产、推动环保产业发展作为重要内容等。还要着力提高创新能力。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
过去政府确实有很多的越位、缺位、错位,不该做的事情做了,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中国企业将来要面对的是跨国公司的竞争,所以我们要在全球的范围内来考虑竞争力的问题,而不是依靠政府补贴。提倡自主创新不能单靠政府加大投入搞补贴,包括对民营企业搞补贴。中国有更大、更深刻的问题需要去关注。
当然关于外资介入我国大企业的改革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但是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国内的民营企业没有那么大的资本,很少能够参与到大企业的改革中。外资的进入不仅仅带来技术和资本,更多的是带来大量的知识和管理经验。
他们现在不是真正需要政府救济的,需要政府救济的人还没有上网的能力。要看到在农民工这个利益群体后面的另一个群体,那就是还没有就业的农民。现在有人借用自主创新,否定进一步开放,认为我们已经可以不需要继续学习和引进了,要对民族产业进行保护,不让外资进来,但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已经在前沿了,也就不需要进行保护了,而历史和现实都已经证明了,在落后的情况下,靠保护只能养出懒汉,而不可能有什么自主创新。改革是比许多人所想象的更复杂的过程《21世纪》:通过改革开放的摸索,我们能否像一些外国媒体所说的,走出一条区别于西方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新道路?樊纲:让国外媒体先去讨论这个问题吧,我还不想讨论,因为我们的改革与发展的过程还处在较低的阶段,我们的问题还太多,风险还太大,前面的可能性还太多,是不是能走出去还取决于很多因素,所以我们还是应该集中精力分析一些基本的问题,来解决我们现实中的许多难题,也在理论和政策分析上做更多的积累,而不是先忙着贴标签(这也是我们这些人并不愿意每天来讨论你们媒体想炒作的题目的原因)。
还有的情况是,民营企业在恶劣的情况下成长不起来,外资反到通行无阻,结果自然是民营企业缴戒投降。学者应该做的是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理性,而不是煽情,要更多的从理论和历史的视角来观察、说明问题。比如社保和医疗,都是因为最初既要照顾既得利益又要推进改革,结果将应该由市场做的事和由公共机构做的事混在一起,造成在过渡过程当中不伦不类的杂种体制。用一个割断历史的方法来批判现在的很多事实,是不负责任的,只能煽动社会矛盾。
而实现这种充分就业需要多久?就目前就业的速度来看,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至少还得二十至三十年。总而言之,要想解决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只能深化改革,将改革进一步推向前进,倒退回去绝对没有出路。
有人唱高调说他马上能够解决收入差距问题,我不相信。打破旧制度可以是一夜的事情,但是建立新制度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网上一些人其实也是既得利益者,有的还正在面对有可能损害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有一些不满。我们要逐步完成现代化进程,同时完成体制的变迁,这是一个相当艰苦漫长,相当充满风险的过程。这种推动包括政府的推动、政治家们的推动。医疗改革、社保改革等体制改革也是同样的道理,改革有当时的利益局限,现在推进改革,就是要进一步突破这些利益局限,实现比较完整的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福利制度。因为改革涉及到一些既得利益,确实是需要一些外力来推动。这些制度是在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当中要逐步来建立的,而这些制度的建立,需要有一个跟市场经济发展相匹配、能够同我国现在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过程,而不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百分之四十多农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直接照搬美国、欧洲的福利制度和社会制度。
实现充分就业只是缩小收入差距的第一步(现在的几亿农民都转移出来挣到一年8000元了,剩下的农民因为耕地扩大收入提高也挣到8000元了),之后还需要通过长期的努力,通过教育水平提高、技术进步等来进一步缩小他们与其他高收入阶层(现在一年挣2万元以上的城市贵族,包括大部分网民)的差距。第二篇文章《循序渐进还是平行推进——论体制转轨最优路径的理论与政策》,主要研究各种体制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兼容和不兼容,以及不兼容导致的代价。
《21世纪》:最后一个问题:在这波以网络为主要助推途径的反思改革浪潮中,许多网民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十分关注,对改革提出了一些质疑,政府也关注到网上的种种言论,您如何评价?樊纲: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又比如有人认为市场弄得人精神很紧张——不紧张不竞争能提高效率吗?还是大锅饭铁饭碗?市场还会带来经济波动,这些年进行宏观调控,一定程度上就是针对市场的缺陷的。
我们谈的体制改革讲的都是怎么加快改革来克服矛盾,解决问题。但是,由政府人为地提高工资是不可取的。
在这个意义上,我说有时争论的双方都对市场抱有幻想,都认为实现了市场经济,就达到完美了,或彻底不完美了。经济安全问题也不能成为保护主义的借口,因为落后才是最不安全的事情。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政府一鼓励自主创新,加大这方面的投入,我们的一些企业就努力去争取政府的项目、政府的补贴,又扭曲了,而不是努力提高自身竞争力,去参与市场竞争,这会使企业刚通过自主创新建立起来的竞争力反倒又被削弱了。当然这不是件容易的事,除了需要思路清晰,有大胆的魄力之外,还需要机制上的保障,以确保不是由利益当事人主导改革,不是地主搞土改,而是由外部力量去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从而推动改革。
另一方面又反对某些改革,因为它可能带给我们风险。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真正要改的是取消那些不平等的条款加强对内开放,而不是停止对外开放。
要警惕的问题只在于,有的人传递虚假信息来制造利益冲突,说国外看病都不要钱而当需求回落时,即使没有政策限制,落后产能也会缩减,但由于沉淀成本少,在和先进产能的竞争中,反可能获胜。
在继铝行业规范条件之后,中国工信部最新公布今年首批淘汰落后产能企业名单更细化,更具操作性,或打响中国化解产能过剩战役的第一枪。因此,严厉的限制政策是很有必要的。
表明中国化解产能过剩难题的行动正得到进一步落实。不过仍有部分业界人士指出,期望固然是好的,但仍要看新政府的贯彻执行能力,新政府能否坚定不移地去产能化才是关键之举,否则仍会陷入之前的恶性循环,那就是产能过剩政策年年出,过剩行业的产能年年涨。但政策要有持续性和需要执行到位,否则当需求重新上来时,落后产能又会反弹。若后期中国政府持续出台包括环保、减排、金融、财税等组合拳,或将为化解产能过剩提供更大动力。
淘汰落后必然有很大的压力,能否有大的执行力度,需要政府具有壮士断臂的勇气,毕竟地方政府的政绩和业绩都会受到影响,关键看新政府有多大魄力?易易称。执行力仍有待观察业界和专家对此次政策执行效力提出质疑并不是没有理由。
实际上,治理产能过剩已经很多年,但政策出了不少,效果却不尽人意。上海证券宏观分析师胡月晓强调,中国产能过剩、结构调整、淘汰落后产能,三者是同一根藤上结的三个瓜,即产能过剩表现为落后产能太多,淘汰了落后产能,产能过剩问题就不存在了,结构调整也解决了。
杨为敩强调,在此次公布的19个行业里面,有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比如味精、柠檬酸等行业以前很少被提到,但这次基本都把淘汰落后产能的目标落实到了具体的企业,可见此次政府的调研工作更为细致,决心亦更大。以后会有更多的淘汰落后产能名单被公布,...此次如此细致的淘汰落后名单显示,政府这次行动是非常严肃的,意在经济结构的调整,且为容忍必要的阵痛亦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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