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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假如机会更多给了低效部门，更多由行政力量配置，经济的光明前景会蒙上阴影，国家的复兴机会也会耽误。
但开征25年的消费税目前仍被认为存在标准落后、抑制消费升级、重复征税和调控失当等问题。如果有人担心废除上述11项消费税后，财政收入的空缺如何弥补。
提高卷烟消费税应能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三，改进征收环节，是要求将消费税征收环节下移，更多在零售环节征税，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加强地方税体系建设。当总税收和增值税收入增速较高时，消费税收入的增速较低（2016、2017年）。有法治传统的国家一般在开征新税种时，要具体说明征税目的，以及限定税收的用途除了少数省份两者的分布比较合理外，大多数省份国有企业占据的空间仍然过多。
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国企的确应该大力学习新加坡模式。中国需要非西方定义结构性改革 第二层，中间层的国有与民营的混合经济。所以，我想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我认为，这是更有说服力的微观数据。而文化应该是不变的，文化只能解释25年前为什么储蓄率比别的国家高，但不能解释为什么 25 年后储蓄率还在上升。政府行为短期内可能有用，但是长期老是靠政府的需求作为内需的动力，也有很多缺陷，这并不是我们主张的主要做法， 最后还是要回到降低居民储蓄，提高居民的消费上去。所以要是进行跨国比较的话，中国企业储蓄率只比别的国家稍高一点，大概2个百分点。
家庭数据很容易核实，一般来说，在同一个地方有男孩的家庭会比有女孩的家庭储蓄高一点。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一个例子：内蒙的包头和广东的某个中型城市，这个城市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与包头差不多，但性别比例不同，广东的城市要高一些，包头则要低一些，然后再找个家境差不多的有男孩的家庭，比如广东的马大嫂和内蒙的王大嫂。
以前也有 重男轻女的想法，但是以前没有造成男女比例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想要儿子的话，可以一直生到有男孩为止，而现在只能生一个或两个，怎么办呢？只能保证我生的一个或两个孩子里面有一个是男孩。说到政府储蓄率，它是有区别的，有些国家的政府是赤字，有些国家政府是黑字，显然黑字国家比赤字国家的储蓄率要高，中国政府今年有赤字，明年可能也有赤字，所以政府储蓄也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最后还是要回到居民储蓄。对中国高储蓄率的传统解释 关于中国的高储蓄率，以前的解释是，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够健全、金融体系不够发达，现在老百姓的收入不确定性和工作不确定性增加，所谓的预防性储蓄较高。而延迟消费提高家庭储蓄就是有男孩的家庭可以采取的一个手段。
而贵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当地的男女比例失衡严重，婚姻市场竞争激烈，造成大家要买好房子，买大房子。第二，我们需要说明别人提出批评意见的原因，并给出我们对这些意见的看法。但我并不把它作为支持我们理论最重要的证据。所以企业储蓄率虽然在中国国民储蓄率中的比重不低，但是进行跨国比较就会发现，企业储蓄率高并不是中国国民储蓄率比其他国家高的主要原因。
严重的省份有河南、广东、贵州等，这些省大概是对应于每 3 个女婴有 4 个男婴。为什么呢？因为她所居住的城市，房价贵，可能其他东西也会贵。
中国跨省、跨市或跨县的土地数据表明，如果看平均房价，越富的地方房价越高，人口密度越密集的地方房价越高。以广义储蓄来衡量，今天中国的储蓄在 GDP 中所占比例已经高达 50%，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他们中的很多人会想，我不需要把自己变成亿万富翁，但是我需要比至少3000万男孩的家庭储蓄高一点。实 际上，性别比例失衡到居民的高储蓄率之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既然是一个结构性因素，就意味着单纯改变其他因素，例如汇率放开，社会保障制度改善等，虽然会起作用，但是不能起到全部作用，性别比例失衡这个因素也必须考虑在内，而这个因素很难在短期内发生改变。相反，有男孩的父母为了提高儿子的结婚概率，会采取所有可能的手段，包括给儿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让他们获取更好的营养，敦促他们更努力地工作，等等资管新政及其后果 去杠杆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1992年到1997年，邓小平南巡带动了投资热，投资增长带来景气上升周期。
这意味着当时的实际增长率在4% – 5%之间，但绝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当时的潜在增长率应该在6%以上，2017年经济的复苏也说明了这一点。股灾影响信心，汇改造成资金大规模外流。
其他债务很难说清楚有多少，有机构估计为15万亿元。另一方面，反对者没有提出中国的实际增长率已经在潜在增长率之上的证据，他们反对刺激的理由因此是不充分的。
在中国大鱼是国企，小鱼就是民企。我们的钱基本上都在银行里存着，影子银行的业务没了，银行的钱流不到直接融资那部分去。
可是，风险高，不能仅仅让他爆掉，爆掉老百姓就不干了，公安机关只好把P2P老板抓起来放监狱去。然而，中国经济在2015年发生了较大的波动。本文的观点是，过去两年的增长减速不是中国经济本该有的过程，而是因为去杠杆太快、太猛造成的：去杠杆的核心政策——资管新政——过度打击了直接融资业务，致使货币和财政政策传导机制失效。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没有达到潜在增长率，但是，恢复增长率的措施可能不是加大财政和货币刺激政策力度，而是对资管新政进行回调，修复货币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
二是要允许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存在，不能把这些高风险偏好的金融机构彻底管死。在这种情况下，资金大量浪费，这才是我们的真正问题。
由此来看，把中国经济的增长减速完全归因于结构调整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这么大的刺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2017年中国经济全面复苏，企业经营状态大幅度改善，国有企业的利润更是大涨40%。
由此观之，2018年以来的增长减速是在前一年复苏的前提下突然发生的，没有必然的基本面基础，而是和去杠杆过快、过猛有关。高风险与低风险打包组合，比如组成一个产品阳光100卖给民众。
过去，地方政府获得国家资金（地方国债和专项债）之后，可以用它们来撬动社会资金，如城投债、委托贷款和信托渠道等。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在2016年年初开始加强资本管制，并实施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当年发行地方政府国债6万亿元，央行也首次主动实施大规模扩表，社融扭转了上年下降的状况，比上年增加11.3%。经过这几年的去杠杆却带来直接融资的萎缩，值得关注。2016年之后，因为外汇储备下降，央行在被动回收货币，因此只有在公开市场上主动发货币来扩大资产负债表，给社会提供流动性。
先是股灾，后又有811汇改。现在不让金融机构做这个，让投资者一个一个去投， 比如要我去投扬润大桥，我敢投吗？我根本就不了解扬润大桥的盈利能力怎么样。
中国主要靠间接融资，杠杆率比较高。中小民营企业的风险本身高，既想让银行给他们放贷款，又想让银行把利率压下来是不现实的。
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只要一个国家是银行主导，杠杆率就会走高。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资金有保障，但是它们的资金利用效率比民营和FDI企业要低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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